小时候犯了错，大人让我自己挑：要么打手板心，要么得一个爆栗子。我当然一个都不想选。哥哥在旁边看热闹，说了句家乡俗话——“打么吊好，吊么打好。”意思是挨打时觉得被吊起来大概轻松些，真被吊起来了，又觉得还是挨打痛快。后来读到一句西谚：Pick your poison（两杯毒药，选一杯吧），才知道天下人的为难都是相通的。

做学问，探究未知，本是件快乐的事。但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，端了这碗饭，就得接受考核。考核从来不是针对某一个人的，它由来已久，随时代而变，怎么做是你的事，怎么考却由别人定。

问题在于：当考核的尺子越磨越细、越量越准，学问本身，反而被量没了。

一、半个世纪的考核流变：尺子换了几茬

第一茬尺子：政治挂帅（1950s—1970s）

1952年的高校院系调整，开启了当代高等教育的新纪元。此后二十多年，“考核”一直存在，只是标准以政治为主，目标是培养“又红又专”的人才。

实际上重点在“红”，并不真讲“专”。因为“专”要耗费大量时间精力，势必影响参加运动，于是想“专”就容易被扣上“白专”的帽子。那个年代留校的年轻教师，主要给老教授当助手，口号是“向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学习”，争取超过并取代他们；同时还有一项隐性任务——定期汇报权威们的思想动态。

这让人极其为难：怕受“旧思想”影响，就不敢接受旧学问；接受了学问，又难划清界线。1958年“拔白旗”运动起来，不少青年教师按考察要求撰文批判自己的恩师，老先生们从此心存戒惧，再不肯倾囊相授。有的名教授到最后连报名的学生都没有了，也不再把助教当弟子。

三天两头卷进运动，学术训练始终没有完成。等到风波平息、高校恢复职称评审，这批人已经人到中年——政审要过，学术考核也不能少，只有少数人冒得出头，多数人只能望尘莫及。

第二茬尺子：拨乱反正与断层(1980s)

上世纪八十年代初，学界流传一种说法：那些在运动中埋头读书的“逍遥派”，此时成果渐显，反倒“捡”了便宜；当年满腔热忱投身运动的，荒废了学业，有的甚至失去了上讲台的资格。

那是一个尴尬的时刻：旧模式已被抛弃，新范式尚未建立，传统学术来不及重新打底。青春已逝，旧学未继，新学无成，只能眼看花开花谢。1978年以后硕士、博士培养制度逐步建立，受过规范训练的新一代成果迭出、迅速冒尖，反倒让当年给他们上基础课的老师倍感失落——很多人退休时仍只是讲师，或是照顾性地“提退”：提了高级职称就退休。

我留校后路过系办，还听见几位专业不错、刚升了高级职称的老师叹气：再过几年就退休了，盘点一下，没几篇像样的文章。

第三茬尺子：“综合考量”的人情年代（1990s）

九十年代经济大潮起来，很多人下海，“学问无用论”随之流行。“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，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”——这类牢骚就是那时的产物。

当时晋级名额稀缺，并非单纯看成果和水平，还要结合政治思想、年资条件“综合考量”。领导或大佬看你不顺眼，材料根本出不了院系。

有位青年学者多次申报副教授，次次卡在本系。后来学校开了绿色通道，允许直接递交校部，他才交上表。匿名外审的结果是，多位专家一致认为已达教授水准，于是他从讲师直升教授。再后来，他开辟的领域做出了国际影响，团队还建成了部级重点研究基地——事实上，他早在受阻之前，就已有十多篇论文发表在今天所谓的顶级刊物上。

也有反面的故事：有人著作出了一摞，学术含量却不高，资深学者直言“只写这种书就别来报教授”；另一位屡报不中，某次申报时，与他不睦的同事写了封上纲上线的告状信塞进评委门缝，反而引起评委反感，他因此高票通过。

正因为这类荒唐，人们才无不呼吁“客观”评价。长期不断地“科学”细化之后，就有了我们今天熟悉的这套模式。

二、今天的四把尺子：小白也能看懂的高校考核

第一，看论文。 这本是国际惯例，但论文水平参差，刊物良莠并存。自然科学按影响因子分区，人文社科参照办理：筛出一类（A类，一级学科顶刊）、二类（B类，二级学科顶刊），是为“权威刊物”；再通过CSSCI来源期刊筛出“核心刊物”，简称C刊。此外的刊物、集刊、论文集统统归入“一般论文”，视同野草。普通院校大略要求C刊；重点高校若无A、B刊论文，很难拿到岗位和晋升资格。学科评估兴起后，很多学校干脆把“一般论文”整体剔出考核系统。于是学术价值不再由成果内容来甄别，而是由刊物级别来衡量。

第二，看著作。 按国际惯例，人文社科的专著比论文重要，我们却反过来。原因很现实：期刊有相对规范的审稿程序，显得“客观”；专著销路窄，出版社不愿赔钱，往往要作者提供高额资助。九十年代到新世纪初，有不少前辈为让毕生心血付梓，献出积蓄还自己包销几百本。后来科研经费大涨，资助出书变得容易，出版社来者不拒，美其名曰“文责自负”，著作的分量自然更轻。近年又有新规格：进入国家或省级“文库”的，另算一档。

第三，看项目。 九十年代项目极少，仿佛大锅汤里撒了一把盐；后来国家投入大幅增长，如今几乎“普降甘霖”，年轻学者手里同时握着几个课题并不稀奇。学科评估里项目是重要指标，于是也成了教师考核的基本要求。其实按学术规范选一块地细心耕耘，做出些眉目再去申请，通常水到渠成；但对从读研起就到处乱转找题目的人来说，就非易事。

第四，看教学评估。 起初科研权重过大，导致重论文轻教学，于是有了学生评教，末位30%一票否决。如今博士学位是入职门槛，人一到岗就是助理教授，马上安排几门课（很多与研究方向无关），还得当班主任、办会务、填各种表。管理者认为你既是博士，自然全才。科研教学两头不能松，“青椒”们只好感叹：此中居，诚不易。

三、当尺子长出了江湖：七种“聪明人”的活法

考核越量化，钻空子的收益就越高。学问一途本与市井互不搭界，如今却也生出一片熙熙攘攘的“学术江湖”。江湖中人未必读书，却绝非等闲：聪明过人，不学而有术，有趋炎的敏锐、投机的精明、功利的勤勉。最厉害的角色，是学、官、商三栖人物——在官场是学者，在学界是官员，用学名求利禄，用权力造学名，循环利用，把自己升值到最大。

他们的招式，大致有七种：

会议学术。 开会的专家，串会的能手。无论什么题目，有无研究，逢会必到。功夫全在酒桌上、旅游中，一回生两回熟，串多了自然成了“知名人士”，再想办法在学会里添个头衔，就可自称全国知名学者。

职称学术。 学问上无所长，搞学衔却别有功夫。名片上印满教授、博导、某某学会理事，就足以唬人。于是一切精力都围着评职称转：找评委、拉票数、凑文章、拼成果，把学术标准的评审变成人事关系的大演练，劣币驱逐良币。结果是——讲课不知所云的教授，给学生开不了题的博导。

项目学术。 没做过像样的研究，却是争取项目的高手。所谓学术攻关，说到底成了公关：拉关系、跑门路。一旦拿到项目，几乎就等于完成了项目——调动人马、拼凑成文，还怕交不出东西？搞不出别的，还搞不出垃圾来吗。

媒体学术。 不必埋头读书，但必须精通造势。抓住一切曝光机会，有一说三，有三说十，听着热闹，名气就有了。媒体有多大，“专家”就有多大。许多假专家伪学者就是这么练成的。

关系学术。 发文章靠关系，评学衔靠关系，评项目也靠关系。越是没有真货，越需要相互帮衬，跑久了混熟了，就形成资源垄断、利益交换的小圈子——这就叫在江湖上立了门户。

泡沫学术。 格言是“数量就是质量”。不坐冷板凳，惯于炒冷饭；买书号、拉名人、自封主编、雇枪手东拼西凑，很快敷衍成鸿篇巨制。胸中空空，却著作等身。

概念学术。 学不够，词来凑。初级阶段是造新提法，抢下首发权就有了解释的垄断权；高级阶段是造概念——刻意制造不言自明的伪问题，自己设题自己解，不必管逻辑通不通，谁又能比创造者更权威？

这些名堂的共同底色是“浆糊学术”：鼓捣些似是而非的东西，贴上学术标签，包装炒作，欺世盗名。

四、根子在哪：一个不断移动的靶子

学术江湖的泛滥，不是一日之寒：有社会风气的浮躁，有利益群体的垄断，有行政权力的介入，有学术标准的混乱，也有学界道德的滑坡。但根本问题只有一个——学术本位的丧失。当行政权力处于绝对强势，知识权威就很难伸张，伪学谋仕的风气必然滋生。聪明人一算账，自然不会把力气下在实实在在的学问上。

而在考核这一端，问题同样出在“过分精细”上。考核向来宜粗不宜细，因为任何条规都无法照顾方方面面，“科学”细致而可量化的结果，是只剩下唯一的一条狭窄通道。

于是在考核与被考核的博弈中，很多人主动放弃了学术自身的要求，纯粹按规则制造数据。这意味着大家都认可了这套模式，考核与被考核实现了“双向奔赴”，其“合理性”也就被背书了。此后考核全方位推行、无处不在：原先主要考副教授及以下，现在教授也要对号入座，三年一期，岗位不再牢固，非升即走。

原以为大学有两个假期，可以从容思考；如今在“科学量化”之下，老师的时间和空间几乎被算尽了。管理方还能通过实时数据动态监控、不断调整细则，力争效益最大化。于是当你埋头数年、好不容易够到原定目标，抬头一看，规则早已修订——这是一个移动靶：“瞻之在前，忽焉在后”，实在令人崩溃。

五、破与立：改革在走，人也要会走

好消息是，问题已被摆上台面。2020年，中央印发《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》，明确要破除“唯分数、唯升学、唯文凭、唯论文、唯帽子”的顽疾，强调不得将论文数、项目数、课题经费等量化指标与绩效工资、奖励简单挂钩；同年教育部、科技部联合发文，规范高校SCI论文相关指标的使用；此后的学科评估也明确不把SCI、ESI相关指标作为直接判断依据。代表作制度、同行评议、分类评价，正陆续写进各校文件。

但改革从来不是一纸文件的事。现实中新的替代性指标很快生长出来——比如从“唯论文”滑向“唯纵向课题”，没有在研的国家级项目，年度考核就可能不合格。破的若只是旧指标，立的仍是新指标，游戏的底层逻辑就没有变。真正的破局，还得靠减少行政干预、把学术评价交还给真正的学术共同体。

那么在制度变好之前，普通人怎么办？给年轻学人几条实在的建议：

1. 选定一块地深耕，别追热点。 项目、论文都是耕耘的副产品，反过来就很难。
2. 每年至少留一件“为己之学”。 一篇不为考核而写的文章，是你和学问之间没有断掉的那根线。
3. 把考核细则当地图读，而不是当圣经拜。 弄清最低线，剩下的时间还给自己。
4. 建立小共同体。 靠谱的同行读稿、批评、互助，比任何小圈子都值钱。
5. 记住指标是移动靶，学术积累不是。 十年后还能被人引用的，从来不是你那年填的表。

学者究竟该以不变应万变，守住初心，笃信真学问终会被认同；还是放下自我，迎合指标，奔竞数据，力争捷足先登？两种选择，结果都难以逆料。

我又想起小时候哥哥那句调笑：打么吊好？吊么打好？

但至少有一件事是我们自己能定的——尺子由别人定，学问的分量由自己定。流弊若任其蔓延，学将不学；学界不可不自警，学人不可不自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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