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校教师的"打吊"之困：当学术考核变成移动靶，谁还能潜心做学问？

引子：两杯毒药，你选哪一杯?

小时候犯错挨罚，大人常给一个"选择题"：要么打手板，要么爆栗子。

哪个都不想选。哥哥却在一旁幸灾乐祸地念叨那句乡间俗语——"打么吊好，吊么打好"。意思是：挨打疼了便想被吊起来或许轻松些，真被吊起来时又觉得还是挨打来得痛快。

后来读到一句西方谚语："Pick your poison."（两杯毒药，挑一杯吧）——大约就是这种心境。

把这话搬到今天的高校讲台上，恐怕每一位青年教师都会苦笑点头。做学问，本是探寻未知的乐事，是学者的本分。但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——想吃这碗饭，就得接受管理方设定的考核。一旦进入这套系统，原本设想中那份"板凳要坐十年冷"的从容，便成了奢侈品。

考核从来不是针对某一个人的，也并非新生事物。它由来已久，只是标准随时代而变。怎么做学问是自己的事，怎么考核却由别人定，至于用哪种模式——原本就由不得你挑选。

1952年的高校院系调整,开启了当代高等教育史的新纪元。次年便是"思想改造"运动。从上世纪50年代后期至70年代末期,"考核"始终存在,只是以政治为主要标准,旨在培养"又红又专"的人才。

实际上,重点在"红",并不真讲"专"。因为"专"需要大量时间和精力,势必影响参加政治运动,因此若想"专",便容易被扣上"白专"的帽子,难免挨批。

那时候,留校任教的青年教师主要担任老教授的助手,口号是"向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学习",争取未来超过并取代他们。但还有一项隐性任务——定期报告权威们的思想状况。这就让人左右为难:若要避免受其"旧思想"影响,就不敢深入接受其旧学问;接受了学问,又很难划清思想界线。

1958年"拔白旗"运动中,许多青年教师被要求批判自己的恩师。这深深伤了老先生们的心,从此对昔日爱徒心存戒惧,再不愿倾囊相授。一些名教授的课堂,最后竟无人报名。

"文革"结束后,大学恢复了职称评审,严格政审之外,学术考核必不可少。但当年三天两头被卷入运动的青年教师,学术训练并未完成,如今已是中年——旧学未继,新学无成,眼睁睁看着花开花谢而徒唤奈何。

1978年以后逐步建立的硕士、博士培养制度,催生了一代真正受过规范学术训练的年轻人。他们对读书有一种饥饿感,对学术有神圣感,对时代有使命感,大多硕士期间就发表论文,有些本科时就在高水平刊物上发文。正是这批人的异军突起,改变了新时期的学术面貌。

90年代初,经济大潮兴起,"学问无用论"开始抬头。耗费巨大精力做学问,发文出书都极其艰难,即便发了,也换不来多少实际利益。"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,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"成了当时流行的牢骚。

当时晋级考核名额稀缺,并非单纯以成果和水平作衡量,而需结合政治思想、年资条件等"综合考量"。要是领导或大佬看你不顺眼,根本出不了院系。

有一位年轻学者,十多篇论文已经发表在如今所谓的顶级刊物上,却因人际关系问题多次申报副教授未果。后来学校开了直送校部的绿色通道,他才得以匿名外审,结果从讲师直接升为教授。这类故事,既说明旧式考核之"主观",也催生了人们对"客观"评价的呼唤。

经过长期"科学"细化,如今的考核模式逐渐定型,主要看四个维度。

这是国际惯例,但执行起来变了味。自然科学的国际刊物以影响因子排序分一区、二区(或A区、B区),人文社科参照这个体系,筛出"A类"(一级学科顶刊)、"B类"(二级学科顶刊),称为"权威刊物";又通过CSSCI来源期刊筛出"核心刊物"(简称C刊)。

此外的刊物及集刊、论文集,被归入"一般论文",视同遍地丛生的野草。一般院校以C刊为门槛;重点高校若无A、B刊,很难获得岗位和晋升资格。

学科评估兴起后,各校为提高科研"质量",干脆把"一般论文"全部剔出考核系统。于是,学术价值不再通过成果内容来甄别,而是用刊物级别来衡量。

按国际惯例,人文社科的著作比论文重要,但我们恰恰相反。原因是期刊有"客观"的审稿程序,而学术著作销路窄,出版社要求作者提供高额资助。

90年代到新世纪初,许多前辈学人为让心血结晶传世,忍痛献出毕生积蓄,还得自己包销数百本。新世纪十年以后,经费充裕,资助出书容易,出版社来者不拒,美其名曰"文责自负"。所以考核时,著作位居其次。近来又有新规——进入国家或省级"文库"者,算作另一档次。

90年代项目极少,仿佛大锅汤里撒一把盐;2005年以后,国家投入大增,如今几乎"普降甘霖",很多年轻学者手中都拿着几个课题。在学科评估中,项目也是重要指标。

但对于从研究生起就到处乱转找题目"做论文"、没打好基础的人来说,让申请课题"水到渠成"并不容易。

为纠正"重论文轻教学"之弊,诞生了学生评教,后30%者一票否决。

如今博士学位是基本门槛,新人来了就是助理教授,马上安排几门课(很多与研究方向无关),不另给备课时间。还要担任班主任、承担会务、填表等差事。所以"青椒"们无不感叹:此中居,诚不易。

考核的"科学化"细致到可"量化",看似公平,却带来一个深层问题——

任何条规都无法照顾到方方面面,细致量化的结果,只剩下唯一狭窄的通道。在考核与被考核的博弈之中,很多人放弃了学术自身的要求,纯粹按照量化"规则"去制造数据。

更要命的是,大家都认同了这一模式,让考核与被考核者实现了"双向奔赴"。从此考核全方位推行,无远勿届。原先主要考核入门及副教授一级,现在连教授也不例外——三年为期,非升即走。

管理方可以通过"实时数据"监控反馈,动态管理,不断调整细则,力争效益最大化。于是,当你埋头跋涉数年、好不容易达到原定目标时,蓦然发现规则早已修订——这好像一个移动靶,"仰之弥高,钻之弥坚。瞻之在前,忽焉在后",实在难以捉摸,简直令人崩溃。

走到这一步,每一位学者面前都横着两条路:

一条是以不变应万变,坚守学术初心,躬行"为己之学",笃信真正的学问必是符合文化建设要求的,期待得到认同;

另一条是放下自我,迎合指标,奔竞数据,力争捷足先登。

两种选择,最后的结果都难以逆料,不免令人踌躇万端,无所适从。

写到这里,我又想起了小时候哥哥调笑我的那句话:

"打么吊好?吊么打好?"

学术与考核的拉锯,从来没有完美答案。但至少我们要记住一点——量化指标可以丈量产出,却丈量不了一个学者真正的分量。读书人最值得珍视的,从来不是刊物级别栏里那个字母,而是当夜深人静、面对一个真问题时,你还愿不愿意,把椅子坐穿。